谢冰清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讲师）

摘要  长期护理制度的建构以国家责任领域之确定为前提。目前我国以个人、家庭为责任主体，国家仅承担兜底责任的国家责任模式，已经难以有效回应老龄化社会日益增多的长期护理需求。长期护理制度中的国家责任亟待从国家兜底责任变革为国家担保责任，并在顶层设计、服务供给和调控方式3个方面着力实现。在法制规划上，建立以长期护理社会保险为核心的长期护理法律体系，辅之以社会救助制度确保照护给付之广覆盖；在服务供给上，积极扶持以家庭为核心的非正式护理体系，并进一步扩大公共护理服务体系，探索建立公私合作的多元化给付体制；在调控方式上，应从国家直接管制的单一化调控模式，转向国家引导、社会自治与契约课责相结合的多层次、分散化调控模式。

关键词  长期护理制度  国家责任  法制规划  服务供给  调控方式

王安异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教授）

摘要  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第17条的规定为依据，笔者主张虚构网络交易行为入罪论。虚构网络交易行为破坏电子商务平台的信用评价系统，虚增网络交易量，对商品、服务进行虚假的及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时，即符合虚假广告罪的行为要件。信用评价系统具有广告功能，损害信用评价系统即是对广告管理制度的侵害。要合理界定虚构网络交易行为的含义，须与一些“非典型的”刷单行为区分开来：反向刷单行为属假刷单，其实质是损害他人的商业信誉，该当损害商业信誉罪的行为要件；对侵犯信息系统安全的虚构网络交易行为也应考虑其对信用评价系统的损害，以便解决想象竞合、同案不同判及定性不准确的问题；对帮助虚构网络交易行为的行为，可以在做严格限缩解释的条件下适用非法经营罪。

关键词  虚构网络交易行为  反向刷单行为  虚假广告罪  信用评价系统  非法经营罪

欧卫安

（广州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摘要  有效辩护原则要求案件事实的发现或者证明应该合理包容被告方的有效参与。根据德国学者哈贝马斯的交往共识理论，辩护事实概念的建构既有可能，也有必要。包括无罪证明在内的辩护事实的证明，被告方并不一定负有证明责任，即便被告方在特定情形下对此负有证明责任，也可以借助检察官所负的保证客观义务尤其是借助法官所负的依职权澄清义务而得以完成。辩护事实的范围既包括“积极抗辩”事由、有罪推定情形下的抗辩事实以及证明责任转移下的被告人抗辩事实3大实体法事实，也包括有利于被告人的量刑事实以及程序性辩护之前提事实。作为案件事实的一种新分类，辩护事实的证明应当是一种自由证明而非严格证明，其证明程度仅须达到“合理怀疑”成立即可。

关键词  辩护事实  积极抗辩  交往共识  自由证明  合理怀疑

曾   威

（信阳师范学院中国农村综合改革研究中心研究员）

摘要  互联网金融是科技与金融的深度融合。互联网金融的勃兴使原本复杂的金融产品和服务披上了科技的新面纱：消费者、投资者与经营者之间又产生了新的信息鸿沟——科技信息不对称。当下，互联网金融信息披露制度依旧沿用传统金融的“经营管理”与“业务财会”二维披露模式，未将科技信息纳入披露范畴。现有制度设计忽视了科技在金融业中日渐核心的作用和地位，不能满足现实需求。要弥补这一缺陷，在理论方面须对现有消费者权益保护理论与信息披露理论进行修正，实现投资者、消费者与互联网金融业务经营者之间权利与义务的再平衡；在制度设计方面，须在确定互联网金融科技信息披露内容和原则的基础上，从消费者权益保护与金融监管两条路径进行制度构建。

关键词  互联网金融  信息披露  科技信息  金融消费者

付大学

（天津工业大学法学院、知识产权学院副教授）

摘要  税式支出成为政府用来激励科技创新的一个重要手段,我国已建立以支出为基础的研发投入税收抵扣、以收入为基础的技术转让税收优惠和综合性的高新技术企业税收优惠等全方位的激励制度。然而，税式支出激励制度并未达到预期目标，出现专利量多质低、税收不公平与增加税收成本等弊端。究其原因，从组织理论分析发现税务机关实施的激励科技创新税式支出制度难以平衡专业性和协作成本。尽管如此，激励科技创新税式支出制度也不能简单地被废除或用其他非税激励手段如知识产权或财政直接支出所替代。任何激励手段都存在缺陷，需要税式支出与其他激励制度之间混合适用、相互配合、取长补短。从立法的角度看，我国应在税式支出的税收法定、逐步纳入预算法调整、注重考量专利质量和加大查处税式支出欺诈行为力度4个方面规范激励科技创新的税式支出制度。

关键词  激励科技创新  税式支出制度  组织理论  非税激励机制

杨   桦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法学院教授）

摘要  地方立法吸收民间规范可以增强地方立法的可接受性，但这只是民间规范与地方立法关系的一个面向。民间规范作为一种制度性事实具有认识论上的客观性和本体论上的主观性，地方立法对民间规范应采取多元的方法应对。地方立法对民间规范不仅要认可与吸纳，还要发挥其能动性，运用立法审查权对民间规范进行创造性转化与修正。这样既有助于保障地方立法的科学性，也能促进民间规范的可持续发展。制度性事实理论也阐明了民间规范自然淘汰与更新的过程，地方立法应当正确对待某些民间规范的自然消失，更多地关注其对民间规范的规制和促进新的民间规范的形成。

关键词  地方立法  民间规范  制度性事实

王   旭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摘要  人类已经步入风险社会，预防重大风险是当代中国治国理政“底线思维”的要求。宪法是各种社会子系统的统一规范平台与链接，必然要求国家肩负起风险预防的义务。风险概念在宪法教义学上可以通过区别“危险”概念加以建构，中国宪法文本中蕴含七种不同领域的基本风险形态。宪法上的预防义务是国家保护义务的拓展，其在中国宪法上则有人权保障和国家现代化建设的双重需要。中国宪法上的风险预防义务规范体系包括“监测-评估-控制”“反思-协调-学习”“处置-转移-分散”和“完善-发展-容忍”四种规范形态。风险预防活动必须接受合宪性审查，以防止国家滥用剩余风险的分配权或借助预防侵犯公民基本权利。

关键词  风险预防  国家义务  法教义学  合宪性审查  比例原则

胡东海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摘要  代理人和相对人恶意串通，成立恶意串通型代理权滥用，并且被认为是典型的代理权滥用。由于恶意串通的代理行为不同于恶意串通的法律行为，因此对前者不应适用后者的无效规则。代理人和相对人的连带责任，不应诉诸共同侵权规则。代理法外部的解释方案未关照到《民法总则》第164条第2款的体系功能。在技术构成上，仅恶意串通要件就成立代理权滥用，其直接效果为代理人丧失代理权，代理行为效力待定。如果代理行为因被代理人拒绝追认而无效，且同时满足被代理人损害要件，即被代理人因代理行为无效而丧失财产或遭受损失，那么代理人和相对人应就此承担连带责任，此为代理权滥用的间接效果。在解释论上应认为，《民法总则》第164条第2款的规范前提为，代理行为因被代理人拒绝追认而无效，其规范内容仅包括代理人和相对人的连带责任。

关键词  恶意串通  代理权滥用  效力待定  连带责任

肖顺武

（西南政法大学经济法学院副教授、中国农村经济法制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

摘要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谦抑性是对消费者权益保护的“分寸”或者“限度”之理论回应。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谦抑性具有坚实的法理基础，这就是社会结构相对稳定的现实基础、人性本身复杂性的客观现实及主体间利益均衡的内生性制约。择要而论，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谦抑性表现为适用对象的谦抑性、适用范围的谦抑性、法律责任的谦抑性以及举证责任分配上的谦抑性。倡导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谦抑性，本质在于部分平复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责任倾斜、权利倾斜等制度架构的副作用，寻求一种契合经营者和消费者之间的合理利益均衡，并适度调节社会大众关于消费者权益保护的不恰当心理，最终实现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适用的帕累托最优。

关键词  消费者  知假买假  惩罚性赔偿  举证责任  谦抑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