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以1978年1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我们党实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伟大转折，中国进入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改革开放是当代中国最鲜明的特色，是我们党在新的历史时期最鲜明的旗帜。40年来，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与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一道前行，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每个重要发展阶段，在改革开放的每个重要历史节点，哲学社会科学都作出了重要贡献。从党的思想路线的重新确立，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形成；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提出和发展，到依法治国方略的制定和实施；从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传承和弘扬，到人类文明优秀成果的交流和互鉴等，都凝聚着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专家学者们的智慧。在不断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我国哲学社会科学既是中国进入新的历史时期的助推者，同时又在新的历史时期增强了文化自信，获得了新生，走上了具有自己特色的发展和繁荣之路。

为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我们特邀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党组书记、学部主席团主席、研究员谢伏瞻，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研究员张卓元，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研究员张宇燕，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监察和司法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教授徐显明，上海大学教授李友梅，复旦大学教授朱立元，吉林大学教授孙利天，北京师范大学教授韩震分别撰文，从不同学术视角对40年来我国经济学、国际关系学、法学、社会学、文学、哲学等学科的发展状况，相关领域围绕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展开的主要讨论和争鸣进行梳理、作出概括，对40年改革开放实践进行学术解读和理论思考，力求从几个主要侧面反映40年来我国哲学社会科学走过的光辉发展历程。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事业发生历史性变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要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更加自觉地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体现继承性、民族性，体现原创性、时代性，体现系统性、专业性，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在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

中国经济发展与发展经济学创新  谢伏瞻

中国经济改革的两条主线  张卓元

中国对外开放的理念、进程与逻辑  张宇燕

中国法理学进步的阶梯  徐显明

当代中国社会治理转型的经验逻辑  李友梅

当代中国文艺理论的演进与思考  朱立元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改革实践中的创新性发展  孙利天

改革开放的历史变迁与理论变革  韩震

摘 要：受众主体地位提升和移动互联网技术的普及，使高度组织化的大众传播在媒介格局中的垄断地位受到挑战，与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尤其是高度链接化的群体传播，共同形成复杂的传播新环境、新格局，并引发了信息生产方式的变革，催生出一个“人人都能生产信息”的互联网群体传播时代。群体传播充分满足了普通个体认知的社会化互动交流和情绪的社会化感染，普通个体情绪、个体认知的社会化传播成为传播新环境、信息生产新方式中的突出现象。互联网技术改变了大众传播时代以传者为中心的线性传播模式，构建了一个以网民和链接关系为根本要素的网络传播结构，使传统的信息生产者不再具有垄断地位，导致了媒体人社会身份、社会权力的转移。互联网群体传播挑战了大众传媒只将社会资源配置给少数精英群体的模式，新的信息生产方式开启了将社会资源配置给普通人的历史。一些个体现象可以说明，个体借助互联网群体传播吸引社会注意力、吸纳社会资源、重构资源分配关系，进而部分地再生产社会结构。

关键词：群体传播 信息生产方式 多元信息生产者 资源配置

作者：隋岩，中国传媒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北京 100024）。

摘 要：基层政策执行是中国治理实践的重要环节。已有研究从行政控制的角度分析了政策目标异化或执行偏差的形成原因，或从政策动员的角度，探究非正式制度对政策过程的影响，但这两种视角均偏好静态或片段式的分析，且将主要研究范围限制在科层内部，不同程度地忽视了政府对社会的动员。实际上，中国当代的基层政策执行已经与基层社会治理形成了彼此嵌套，层级控制与社会动员也可能相辅相成。案例研究表明，基层政策执行者可依据行政控制和社会动员能力的强弱组合形成不同的动员策略；在政策执行过程中，层级控制与社会动员之间、政府科层与基层社会之间的边界及关系因政策绩效的需要而可能发生演变，层级可能渗透到网络或个体水平，网络亦可能成为层级的组成部分。如此，执行过程总体上呈现“调适性社会动员”的特征。这一基于政策执行动态过程的发现，可引发对当代中国“社会治理”的本质等问题的重新思考，并解释行政控制与社会参与双双增强的悖论。

关键词：基层治理 行政控制 社会动员 政策执行

作者：王诗宗，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杭州 310058）；杨帆，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杭州 310058）。

摘 要：大数据侦查通过计算机技术对存储于网络与计算机系统中的海量数据进行收集、共享、清洗、对比和挖掘，从而发现犯罪线索、证据信息或者犯罪嫌疑人。大数据侦查主要包括目标驱动型、比对驱动型与事件驱动型三种行为样态，在犯罪预防预测和犯罪侦破领域均有实践应用。大数据侦查对一些基本权利和法律价值构成挑战，有必要对其进行法律控制。然而，传统的法律规范框架存在滞后性，对大数据侦查的法律属性界定模糊，区分数据内容与元数据具有局限性，侦查启动门槛虚置，已然犯罪与未然犯罪界限模糊。对大数据侦查进行法律控制，可采取侦查规范和数据规范的双重路径。在侦查规范方面，应遵循合法性原则、比例原则，加强外部监督和司法监督。在数据规范方面，建议适度引入个人信息保护方面的法律原则和机制，包括确立目的合法与特定原则，赋予信息主体的知悉权与更正权，建立信息安全与数据质量控制机制，以及个人信息使用的监督与救济程序。

关键词：大数据 侦查 大数据侦查 个人信息 技术侦查措施

作者：程雷，中国人民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副教授、未来法治研究院研究人员（北京 100872）。

摘 要：“丝绸之路”一词是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于1877年提出的，主要是指中国长安与中亚之间的交通往来路线。在中国国内正式出现“丝绸之路”的名称前，曾使用过“绸缎之路”、“丝路”、“贩丝之道”、“丝绸路”等简称或代称。1943年2月24日的《申报》首先使用“丝绸之路”一词。随后其概念不断深化，出现“沙漠路”、“绿洲路”、“草原路” 等支线，还有以交换物品分类的“玉石之路”、“香料之路”、“皮毛之路”等。虽然“丝绸”不是整个历史阶段中西贸易的大宗商品，“丝绸之路”也出现了多种称谓，但还没有哪一个称谓或名称能够替代“丝绸之路”。以“丝绸之路经济带”和“海上丝绸之路”命名的“一带一路” 倡议，就是这一历史名称在当下的现实反映。

关键词：丝绸之路 概念形成 交通网络 传播演变

作者：刘进宝，浙江大学历史学系教授（杭州 3100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