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

，我是工农兵学员，1974年上的大学，在这之前工作了4年。1970年开始在工厂工作，一个是钢铁厂，一个是石油机械厂，都是在河南南阳地区。当时一些重要的工厂都建在山区，我们就在山区里搞建设。两年以后，也就是1972年，从工人中选拔干部，我有幸被推荐出来。当时南阳地委组织部进行考核，总共选出四名干部，到南阳地委工作，也就是现在的南阳市委。我在南阳地委工作了两年，1974年被推荐上大学，那时还没有恢复高考。当时的竞争还是很公正的，那一年我们机关最初推荐了十多位，其中有些是领导干部的亲属、身边工作人员。最后确定了两位同志，一位到郑州大学，一位到吉林大学。我选择了吉林大学，我之所以选择吉林大学是因为当时的《南阳日报》负责人是从吉林大学数学系毕业的，他告诉我吉林大学是国家的重点大学，长春是一座很美的、很现代的城市，有长春电影制片厂、第一汽车制造厂，更有很多国家级的科研机构和大专院校。他建议我去吉林大学。

四

年的工作经历，特别是在山区参与两个工厂建设和创业的两年，使我真正懂得了什么是劳动，什么是创业，什么是集体，什么是人生，什么叫做艰苦，什么叫做磨练。也使我切身感受到了公正，我出身于农民家庭，父母都是普普通通的农民，亲属当中没有一个当官的，没有任何权势背景，也没有任何经济资源，我之所被选拔为干部、被推荐为大学生，取决于自己的劳动表现和工作成绩，取决于同志们的认可，取决于选拔的客观标准，取决于民主推荐的情况。我一次又一次地感受到“公正”，感受到党风政风的“良好”。说实在的，我感谢那个年代，怀念那个年代。在工厂工作时，白天和战友们一起劳动，晚上加班，参与《战地通讯》之类宣传品的采访和编辑，那时没有打印机，我们自己刻蜡板出《战地通讯》和简报。在南阳地委工作期间，正值全国范围内批林批孔，学习《共产党宣言》、《哥达纲领批判》、《反杜林论》、《唯物主义和经验主义批判》、《国家与革命》等经典文献的热潮。我跟着一起学习。这是我第一次阅读马克思主义“经典”，借助各种各样的辅导材料，似懂非懂地看完了这些书。那时候，南阳地委办公室秘书班子经常为领导写讲话稿、为报刊杂志写文章，每次写稿都要经过“吹路子、拟大纲、分头写、总合成”，且需要经过多次修改。每次修改，都要给领导提交一份抄写清晰的稿件。有时候大秘书们懒得抄写，就让我代劳，他们说我的字写得不错。在抄写过程中，我时常提出些修改意见，很多意见被采纳。久而久之，得到了秘书们的认可，他们吸收我直接参加讲话和文章的撰稿。因此，我有了写“大文章”的经验，为我积累了一定的文字功底。

那

时不存在自己选择专业的问题，都是指定的。我读法律专业纯粹是“歪打正着”，或者像有些记者所说的是“误撞”。在南阳地委机关推荐大学生时，领导希望派两个干部学习政治专业。当时的招生信息显示吉林大学和郑州大学都有政治专业，我拿到的录取通知书也是“吉林大学政治专业”，到学校报到时才发现吉林大学没有政治专业，经过核查，确定是“政法专业”，即吉林大学法律系政法专业。大概是工作人员书写潦草，把“法”写成了“治”。如果不是这一“失误”，我可能无缘成为一名法律人，一名“法学专家”。我的法学专业和法律人生就是这里开始的。

当

时全国范围内只保留了北京大学法律系和吉林大学法律，并经批准从1973年开始招生。我们能够进入吉林大学法律系学习，从心理上感觉非常自豪，因为毕业后将成为一名政法干部。记得入学之后的政法专业教育主题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与实践，我写的第一篇文章就是《我为无产阶级专政上大学》。

那个时候，吉大法律系的教师队伍基本上没有解散，这些老师被成建制的保留了下来，法学的各大领域也几乎都开设了课程。包括宪法（一开始讲的是“五四宪法”，后来补充讲“七五宪法”）、民法（除了婚姻法之外，主要讲民事政策），刑法（没有刑法条文，主要讲刑事政策），国际法（国际法讲了很多，因为当时国际法比较稳定）、诉讼程序规定（尽管没有诉讼法文本，但是有一些适用于法院立案和审理的程序性规定）、侦查学（用现在的术语应叫做“证据科学”，有法医、技术鉴定、步法跟踪等）。那时检察院还没有恢复。中国政治法律思想史讲的比较多（当时正值“评法批儒”，法律思想史是热门课程）。作为政法专业，政治标准是第一位的，所以我们学的最多的是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主要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国家与法的经典著作，比如《共产党宣言》、《哥达纲领批判》、《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反杜林论》、《国家与革命》、《论国家》、《论人民民主专政》、《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等。此外，也学习、《资本论》、《矛盾论》、《实践论》等。那时候的学习非常重视师生之间的互动，要求工农兵学员上课堂，所以我还登上讲台讲过商鞅、荀子、韩非的法律思想（当然是皮毛之言啦）。我对先秦法律思想和中国法律思想的兴趣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