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信息使用与保护的法律机制

探索激励相容的个人数据治理之道——中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的立法方向

作者周汉华，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

内容提要：在大数据时代，信息控制者对于个人信息有很强的利用激励而缺乏同等程度的保护激励。如果法律规则只是简单施加各种禁止性或者强制性规定，势必因为激励不相容影响有效实施。尽管立法模式不同，不论欧盟还是美国，近年来都在探索建立激励相容的个人数据治理体系。我国目前的个人信息保护相关立法存在法律要求与信息控制者内部治理机制脱节、刑法制裁与其他法律手段脱节、责任规范与行为规范脱节等问题。个人信息保护法应以培育信息控制者内部治理机制为目标，以构筑有效的外部执法威慑为保障，促使信息控制者积极履行法律责任，并对违法行为予以制裁。个人信息保护法应确认信息主体在公法上的个人信息控制权，不能也不应该回避基本权利话语。个人信息保护法的实施，需要先从信息安全风险管理角度切入，由易到难，循序渐进，推动激励相容机制实现。

 

被遗忘权——传统元素、新语境与利益衡量

作者刘文杰，中国传媒大学法律系副教授

内容提要：以同意权开始，以删除权( “被遗忘权”) 收尾的一整套个人数据权利建立在“个人信息自治”  的理念之上，体现了更高水平的个体权利保护，是对新媒介技术及其催生的互联网社会的法律应对。一方面，这些权利具有绝对权的某些特征，另一方面，它们并非放之四海而皆准，其最佳适用场合为当事人为平等主体的民事交易交往语境，包括21世纪新兴的社交网络。于此，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利用公民个人信息，决定于当事人的意思。而当被遗忘权指向对互联网上旧闻及其搜索链接的删除时，则进入了新的语境，即新闻报道和信息自由对人格利益的侵入。此时，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披露个人信息，决定于公共利益的需要，须考虑所报道事件的公共属性、信息的时效性和报道对当事人将会造成的影响。将旧报道置于互联网存档具有重大公共价值，且不属于对当事人进行新闻聚焦，故个体人格保护原则上应让位于信息自由。基于类似的利益衡量，应当认为，如源网址的公开不构成侵权，只有在极特殊的情况下才允许发生移除姓名搜索链接的后果。

 

个人信息大数据与刑事正当程序的冲突及其调和

作者裴炜，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副教授

内容提要：信息革命引发现代国家治理发生相应变革，这集中体现在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的互动上。在此背景下，个人信息保护不仅针对信息本身，还应防止因个人信息被滥用而侵害公民的合法权益。具体到刑事司法领域，以个人信息为基础的大数据在介入犯罪治理活动后，其具有的过程性和算法依赖性、以行为模式为前提假设的预测性、基于数据挖掘的新认知范式和数据碎片性等特性，引发犯罪治理思路和模式的相应转变，这尤其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服务于刑事诉讼的数据收集、存留及共享义务的扩张，二是风险防控思维下犯罪治理活动启动时点的前移。个人信息大数据在助力犯罪风险评估从而优化刑事司法资源配置的同时，亦与刑事正当程序发生冲突，其中又以无罪推定原则、控辩平等原则和权力专属原则为甚。鉴于社会信息化的总体趋势，要调和这些冲突，需要以信息革命引发的“权力—权利”  二元互动关系变革为出发点，寻求犯罪控制与保障人权两项刑事司法基本价值之间的新平衡点，并对具体的程序规则进行修正。

 

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情节严重”的法理重述

作者石聚航，南昌大学法学院讲师

内容提要：“情节严重”的认定是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关键问题之一。司法解释对“情节严重” 的认定采取了混合认定模式，这容易导致犯罪评价次序错位、“情节严重”内涵不清、刑法有演变为风险防控法之虞、司法实践认定“避难就易”等后果。理论上应当明确“情节严重”  属于违法构成要件要素，其内涵是反映法益侵害程度的客观事实;在界定“情节严重”的内涵时，应摒弃人身危险性、恶劣社会影响等要素;违法所得数额与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法益侵害及其程度没有必然联系，不应被规定为“情节严重”的认定标准之一。

 

判例自发性运用现象的生成与效应

作者顾培东，四川大学法学院教授

内容提要：司法实践中，各主体自发运用判例参照比附待诉、待决案件的现象，正在我国悄然而广泛地兴起。不同于案例指导制度，判例自发性运用现象有其自身的一系列特征。这种现象生成的外部因素在于裁判文书上网所形成的“互联网+”  效应，而内在因素主要包括我国司法中规范资源的不足与缺失、司法自我认同与社会认同的广泛形成、诉讼特征的重要现实变化等。在这种自发性运用中，判例与待决案件情境的匹配性、诉讼主体运用判例的利己激励、主体在运用中的竞争与博弈、对案件处理合理性的趋从，能够有效地促进司法审判中法律适用水平的提高，尤其是能够有效地汇聚和运用人民法院整体智慧与经验，随机地解决各种疑难、复杂或新类型案件，并为人民法院的整体发展开辟新的路径。判例自发性运用现象对法学理论研究的转型与深化，对法律规范体系及法律规范生成机制的改善，亦能产生重要影响。

 

民法总则中非法人组织权利能力之证成

作者张其鉴，北京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

内容提要：《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创设了非法人组织这一概念，并明确了其主体地位，但却没有赋予其像自然人、法人一样的权利能力，有违主体平等原则，应属立法缺陷。在历史渊源上，权利能力是一项主体性思维工具，初衷在于从法律层面上解决生物人与法律人作为权利主体的合一，并客观上实现了自然人与法人在人法框架下的统一。在概念使用上，权利能力是抽象立法技术的结果，是仅仅表征主体资格的空壳和标签，规范层面上有且只有主体属性。对于民事主体在具体权利范围上的差异，应该单列研究，不能与权利能力混为一谈。对于胎儿、死者等的利益保护，应该在抽象权利能力的概念框架下通过二重命题解决，不能对权利能力在主体资格意义上作具体化和切割。团体取得权利能力不以独立财产责任为必要，主要理由在于法人本质理论不以财产能力为基础，实定法上无独立责任之团体已经取得权利能力。法律实证主义决定了团体取得权利能力的基础是国家承认行为，国家对团体类型的塑造表明独立责任是其结果而非条件。非法人组织是法定民事主体，以登记和类型强制为前提，尽管缺乏财产独立性，但完全具有权利能力，立法应予明定。

 

存款货币的权利归属与返还请求权——反思民法上货币“占有即所有”法则的司法运用

作者朱晓喆，上海财经大学法学院教授

内容提要：民法上实物货币或现金货币原则上适用动产物权的法则，货币“占有即所有”仅发挥有限的推定作用。存款货币是存款人根据存款合同而对银行享有的债权，与现金货币一样发挥着记账和支付结算的功能，因此很多学者和法院将现金的“占有即所有”法则转用于存款货币，以解决存款的归属和返还问题。对我国司法实务中采用货币“占有即所有”法则解决纠纷的案件进行类型化的梳理，可归纳出借用账户、错误转账、专户存款三类案件。在这三类案型中，无一需要借助“占有即所有”法则即可解决相应的问题。借用他人账户存入资金案型中，根据账户户主与银行之间的存款合同关系，即可认定户主为存款货币权利人，原权利人不可主张物权性返还请求权。在错误转账案型中，受款人根据银行转账而没有法律根据地取得他人财产，错误付款人针对受款人享有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在商事金融交易领域中的保证金和证券交易结算资金，根据专门账户、资金特定化来判定该存款货币的权利归属。存款货币的权属认定和返还请求权不宜作统一规定，司法实践中应就不同的存款货币纠纷案型，依各该领域的具体法则判定存款货币的权利归属及其返还请求权的相应效力。

实用艺术作品在著作权法上之独立性

作者冯晓青，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教授；付继存，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助理研究员

内容提要：实用艺术作品纳入著作权法保护体系，是实现著作权法保护和鼓励创作、促进文化科学事业发展与繁荣之立法宗旨的重要方面。但是，我国著作权法对实用艺术作品的保护缺乏内在一致性。在二十余年的法律适用过程中，立法的模糊处理、理论上的争执、司法的摸索以及学理与司法实践的脱节始终纠缠在一起，影响人们的认识及司法裁判的合理统一。为了明晰保护逻辑、界定保护对象与范围、规范法律规则的适用、促进实用艺术作品相关产业的发展，应当在著作权法上明确实用艺术作品的独立地位，即将其作为著作权法中一类独立的受保护的客体，并将其界定为玩具、家具、饰品等实用功能与审美意义整体产生的空间艺术作品，以彰显其独立于美术作品的特质。在著作权法语境下，实用艺术作品的实用功能不受保护，应当纳入著作权法中的公共领域为人们自由地使用，这是法律评价的结果，并成为艺术部分获得著作权法保护的对价。

 

认缴制后公司法资本规则的革新

作者丁勇，华东政法大学副教授

内容提要：现行公司法资本规则仍以实缴制为模型，无法适应认缴制后公司仅享有出资债权的资本结构。主体规则上，应将债权人限定为公司。到期规则上，应取消由股东事先对出资债权设定期限的要求，交由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会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决议自治。对于公司非破产条件下的出资加速到期，组织法方案和代位权方案均有根本缺陷，应采强制执行出资债权方案。处分规则上，禁止出资债务免除、延期、更新或替代履行，禁止股东并限制公司抵销出资债权，转让、质押和强制执行出资债权不应有足值的要求，董事依勤勉义务独立地判断出资债权的价值。计量规则上，改变实缴制下仅以实收资本作为分配标尺的做法，在股东明显缺乏履行能力或约定出资期限时，应对出资债权作减值处理并阻却公司利润分配，回归注册资本责任担保本义。

 

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试点研究报告

作者陈卫东，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

内容提要：为探索2012年刑事诉讼法第93条规定的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的实施机制，中国人民大学诉讼制度与司法改革研究中心在A省W市开展了为期两年的试点研究。试点的内容是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落实的各项支撑机制，包括归口管理、公开听证、风险评估、跟踪监督等。在两年试点期间，羁押必要性审查人数较之试点前增加了57.4%，占同期全市批捕人数的9.2%;适用案件范围逐步扩大，但仍然主要适用于审查起诉阶段的案件;审查后的释放或变更强制措施建议采纳率高达99.6%;在14%的案件中采用了公开听证的诉讼化方式进行审查，取得了良好的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基于试点的发现，完善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需要在理论上明确：羁押必要性审查的制度性质是对逮捕适用条件的持续、定期审查，具有司法权属性，对羁押必要性审查应进行诉讼化改造并将建议权改为决定权;同时，应更新对侦查保密原则的传统认识，向辩方开示与逮捕适用条件有关的证据，以便辩方有效参与羁押必要性审查程序。

 

清律“家人共盗”的法思想源流

作者谢晶，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讲师

内容提要：在儒家的治国平天下理想及方案中，教化是其重要部分。以《大清律例》为代表的传统律典因深受儒家之影响，也将这一理念容纳进来，并在有关“家人共盗”问题的律例中集中展现，在赋予尊长对卑幼的专制之权时，亦给他们附加教化之责——“养不教，父之过”的“连坐”责任。在儒家看来，推行教化的理想方式是礼乐(而非刑政)。礼乐源自人心、顺应人性，能在较大程度上发挥预防犯罪、维护社会秩序的效用。历代王朝在将这一理念转化为法律制度并运用于实践之中时，片面强调百姓中家长的责任，忽略“为民父母”的统治者所应同样负有的(甚至更大的)责任，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君主推诿自身责任的心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