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明军；赵友华（华东政法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内容提要：治国凭圭臬，安邦靠准绳。越是在重大突发性疫情所致的紧急状态下，越要坚持依法而为来开展疫情治理。疫情治理依法而为的本质意蕴在于：依法保障疫情治理的人民性，将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理念融入到疫情治理的生动实践；依法维护疫情秩序，使得紧急行政权的行使保持适度谦抑且避免对公民权益的过度侵越；依法执行疫情信息传输与规制，实现疫情信息在体制内外及时、准确和高效地传递输送；依法推进疫情防治的多元协同，让政府内部的跨组织联动与社会主体的协作性参与均建构起应急响应的制度化程式。在疫情治理中，唯有恪守依法而为的行动遵循，才能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制度优势转换为疫情治理的整体效能，并在应对疫情危机中深入推进中国法治成长与进步。内容提要：传染病疫情信息公开是政府信息公开的一个特殊领域。在传染病疫情信息公开实践中，社会信息需求与政府信息供给之间的矛盾加剧，呈现出疫情信息公开的功能障碍。这种功能障碍的成因包括法律规则、管理体制和社会生态等方面。就法律层面看，现有法律规则对传染病信息公开的规定非常原则抽象，强调信息流的内部管理，忽视信息公开的预防性功能。就管理体制而言，传染病疫情信息公开体制内嵌于管理型体制框架之中，表现出信息分配的内紧外松，内外有别，行政部门垄断信息发布，信息竞争和流通受到抑制的特征。疫情信息公开的障碍是传染病防治体制机制的一个短板，应当从法律规则完善、管理体制改进、社会治理生态优化等层面克服障碍，在立法中强化预防性公开，在体制层面落实治理型公开，在社会层面鼓励竞争性公开。作者：王轶（中国人民大学民商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内容提要：妥当分配新冠肺炎疫情或者疫情防控及应急处置措施给当事人造成的损失，是合同法当下必须面对且亟待回应的现实问题。这一问题的回答涉及到合同法领域的诸多制度。其中最为关键的是疫情或者疫情防控及应急处置措施是否属于不可抗力？而争议最大的，则是疫情或者疫情防控及应急处置措施导致继续履行合同对于一方当事人显失公平的可否适用情势变更制度？就不可抗力条款的适用而言，以该条款生效为前提，需要区分类型：扩张型不可抗力条款约定的不可抗力事项发生，导致继续履行合同对于一方当事人显失公平的，不得主张适用情势变更制度。排除型不可抗力条款全部排除了不可抗力规则的适用，不可抗力规则确认的事项发生，即使导致继续履行合同对于一方当事人显失公平的，也不发生情势变更制度的适用。限缩型不可抗力条款就其保留的不可抗力事项，依然属于不可抗力规则确认的事项，一旦发生，导致继续履行合同对于一方当事人显失公平的，自然可以主张情势变更制度的适用；限缩型不可抗力条款部分排除的不可抗力事项发生，导致继续履行合同对于一方当事人显失公平的，不得主张情势变更制度的适用。关键词：新冠肺炎疫情；不可抗力规则；不可抗力条款；情事变更制度内容提要：刑事政策研究应当放弃大而无当的概念演绎，回归到如何结合本土国情合理组织对犯罪的反应这一根本需求上来。在刑事一体化的视野下，运用犯罪学分析犯罪成因，实现刑事政策与其他社会系统的沟通，对症下药地划定宽严范围，精准化地指导刑法适用。疫情期间的司法活动，皆是在应时而动的刑事政策指引下展开，提供了观察当前中国刑事政策运行逻辑的极佳样本，也是重新理解刑事政策与犯罪学和刑法适用之关系的理论契机。本文以疫期犯罪的刑法应对为中心，围绕着编造、传播虚假信息罪、妨害公务罪、诈骗罪和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的犯罪成因和法教义学，探讨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精准化的实现途径。关键词：犯罪学；刑法适用；刑事政策的精准化；宽严相济；刑事一体化内容提要：应对重大传染病危机是以现代政府为主导的行政组织任务，建立在调控特定行为的行政组织法框架之内。从一般危机类型学出发，我们需要深刻认识重大传染病危机具有强烈的社会外溢性、社会无差别性、社会情境性和社会整体性危害等特征，并以此作为解释原理来建构组织法教义学体系，从而优化危机应对的组织结构。我国重大传染病危机应对的组织结构优化包括妥善处理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政府与社会的关系，要站在解释论立场，寻求相关规范的最佳解释并实现体系化。关键词：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公共危机；行政组织法；法教义学内容提要：传染病防治向来依赖公共权力的运用，在疫情爆发的紧急情况下更是如此。对法律来说，挑战在于，如何在授予政府必要权力与对这种权力保持反思品质之间寻求平衡。从本次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来看，在新发传染病监测、纳入法定传染病管理前的即时控制等方面，法律赋予政府的权力与职责似不充分；对新发传染病纳入法定传染病管理的行政程序亦缺少规范。与此同时，疫情爆发后，在确保常态法制和非常态法制顺畅、规范的切换，为重大管制措施划定基本的条件、范围和程序要求等方面，亦有不少值得反思之处。作者：王敏远（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浙江大学检察基础理论研究中心）内容提要：“醉驾”入刑以来，酒后驾驶行为的治理效果明显。但在司法实践中，“醉驾”犯罪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主要表现为案件数量增长迅猛，持续保持高位；犯罪情节大都轻微，司法处置宽缓；各地执行存在差异，争议问题增多；司法效能严重制约，负面效应显现等。经统计分析，“醉驾”犯罪治理主要存在案件证据的“薄弱”、司法适用的实践争议和行为规制的“潜在漏洞”三大症结。为解决上述问题，在现行刑事法体系下，应从诉源治理的角度出发，建立刑法统一适用规则，完善犯罪打击处遇体系，释放认罪认罚制度效能，构建犯罪源头防控系统。关键词：“醉驾”型危险驾驶罪；案件特征；治理症结；诉源治理内容提要：自然资源统一登记是针对生态空间单元进行的整体性确权登记。2019年《自然资源统一确权登记暂行办法》规定了以生态空间为独立登记客体，对国家所有权行使主体及代表行使主体或代理行使主体登记造册，以关联方式公示管制性事项等全新的登记规则。为实现生态功能整体性保护的目标，因应保护优先、合理利用的自然资源资产产权改革的要求，未来立法应重释“生态一物”的物权客体特定性标准，赋予自然资源国家所有权以登记能力，将管制性事项回归至权利登记，通过创新物权法相关制度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法治化。关键词：自然资源统一登记；生态空间单元；自然资源所有权；管制性事项内容提要：不论是《资源税条例（草案）》，还是《资源税暂行条例》，也不管是《资源税法（征求意见稿）》，还是《资源税法》均未创设立法目的条款，也未能明示资源税的课税目的。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诸多规范性文件却供给了多元且时有冲突的资源税设立之目的。鉴于资源税法的政策法事理、资源行为税的事物本性和特定目的税的机理特性，在未来资源税改革与立法时，有必要参酌特定目的税二元机理构造，增设目的条款，明确“促进资源节约集约利用”目的的主导地位，列示财政收入筹集和纳税人权利保护目的的附随位序，并以专款专用制度为主导目的保驾护航。唯其如此，资源税之目的变迁规律才能得到尊重，科学规范、便于操作、易于接受的资源税法文本方可呈现，各资源相关税制才能相互界分，彼此驰援，从而助推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关键词：资源税；立法目的；资源节约集约利用；主导目的；税制协调作者：方乐（南京师范大学中国法治现代化研究院，江苏高校区域法治发展协同创新中心）内容提要：司法说理不仅是一种语言表达和文字写作的技术，更是一种市场化行为。这一行为的市场化特征由内、外两重结构组成。就外部市场结构而言，因由开放社会的到来所造成的社会结构开放性以及社会价值多元化，不仅使得司法说理的格式化力量逐步在减弱，也导致国家统一性的书写模式和简单化的司法说理方式无法满足社会多元化的司法需求。就内部市场结构而言，尽管一直以来它都带有一定的封闭性并且也未发生大规模阻碍法官在司法说理上的知识突破或者利益隐藏的情形，但也在悄然分化并日渐朝着开放性的趋势转变。司法说理必须因应这种开放社会所带来的市场化需要，建立起一种以“面向当事人”为主兼及“面向社会”的司法说理分工，以便满足不同司法说理需求的同时，通过法院/法官之间的良性司法说理竞争建立起司法的新权威。关键词：判决书；司法说理；司法分工；司法知识生产；司法体制改革内容提要：高铭暄先生作为唯一全程参与新中国刑法立法工作的学者，是新中国刑法学和刑法学教育的主要奠基者和开拓者，为我国刑法学的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作出重大贡献。高铭暄先生在近七十年的教育生涯中，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与方法，始终秉持法学教育的人民性，始终抱持改革创新的精神，一以贯之地注重理论与实践的紧密结合、历史和现实的共同关切、教学与科研的相互驱动，创造性地探索和发展了综述教学法、讨论教学法和案例教学法等具有前沿价值的教学方法，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教育理论体系的建立、发展和完善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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