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世人瞩目绩效的重要原因之一,是中国特色党政治理结构的有效运行。与西方国家依托于韦伯式科层制的治理结构相比,中国国家治理的体制机制,具有独特的结构构成和运行功能:在治权构成方面,呈现为执政党通过政治领导,在组织和意识形态层面深刻塑造并融入中国特色的政府体系而成的集中统一的党政结构。这个结构既具有政治的权威性和开拓性,又具有行政的规范性和科层性。在功能实现机制方面,当代中国治理贯彻行动性治理与科层治理、“行动主义”与“制度主义”、实质正义与程序正义辩证统一的运行原则,形成了独特的功能运行机制,从而实现了治理的主导性与基础性、战略性与常规性、绩效合法性与程序正当性的有机结合。在治理实践中,党政治理结构兼具的治理“弹性”和功能机制的复合性,成为国家治理优效的产生缘由。在深入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改革和发展的实践要求均衡协调政治领导性与行政规范性。为此,应在加强党的全面集中统一领导的前提下,以法治建设为基本方略,不断完善政治与行政统筹协同、良性互动的党政结构及其功能机制。作者王浦劬,北京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政府管理学院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汤彬,北京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研究助理、政府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北京 100871)
定在概念:马克思早期思想构境的历史线索
摘要:在海德格尔存在论中扮演关键性角色的此在概念,在康德、黑格尔哲学中实为一定的存在——定在。青年马克思在早期文献中,多用定在、社会定在和定在方式等概念,而在1845—1847年历史唯物主义创立时期,如同不再使用异化、类本质等概念一样,马克思刻意回避使用了社会定在等带有思辨哲学色彩的话语。然而,他却用一定的、历史的、具体的现实社会生活情境来表征历史唯物主义的特殊质性。一直到1848年之后,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等经济学手稿中重新恢复使用社会定在、定在方式等概念。可以说,并不是抽象的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而是社会定在规制人的全部观念,这才是历史唯物主义最重要的科学原则。关键词:马克思 黑格尔 定在 定在方式 社会定在 历史唯物主义作者张一兵,南京大学文科资深教授(南京 210023)。
地方公共债务增长的制度基础——兼顾财政和金融的视角
摘要:财政金融体制和地方公共债务密不可分。理论研究发现,在隐性金融分权创造的弱融资约束环境下,税收分成对地方公共债务依存度和负债率均有正向刺激作用。背后的机制是,税收分成比例的提高增强了地方政府扩大债务规模的能力和动机,而隐性金融分权导致地方政府的融资约束变弱,使得扩大债务规模的动机更易实现。实证结果支持理论发现,税收分成比例与地方公共债务依存度和负债率均显著正相关,税收分成比例与金融分权度的交互项系数显著为正,且税收分成与地方公共债务规模之间的关系受宏观税率和增长效果等影响。财政金融体制的激励作用是地方公共债务持续增长的制度原因,这为科学管控债务规模、防范化解债务风险提供了思路。关键词:税收分成 财政分权 金融分权 地方公共债务作者毛捷,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教授(北京 100029);刘潘,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博士生(北京 100872);吕冰洋,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教授(北京 100872)。
原则/例外关系的民法阐释
摘要:法律与法学的各领域中普遍存在“原则/例外”现象,以体系性为标杆的民法领域尤甚。在规范关联的意义上,原则/例外关系意谓两个或多个有关联的规范中,一为原则规范,一为例外规范。例外规范是对原则规范的背离,其所提供的行为模式与原则规范所提供的行为模式适相对立。原则/例外关系与一般/特别关系应予区隔;其存在形态较为丰富,并为体系关系的重要一环。从逻辑上看,并非原则规范自身,而往往是由原则规范与例外规范的结合,即由两者所组成的事实构成要素之整体,才具有创设法律效果的力量。规范上的原则/例外关系对法律解释、类推适用与举证责任均有显著影响:在法律解释上,例外规范应严格解释;在类推适用上,通说主张例外规范不得类推适用;在举证责任上,大体上可认为,主张原则规范之效果的当事人对原则规范之要件事实承担举证责任,而对原则规范之效果有争执的当事人则对例外规范之要件事实承担举证责任。原则/例外关系的处理为民事立法的重要工作之一,并为民事立法科学性与体系性高低之重要判准,在此方面,我国民事立法还存在很大的改进空间。关键词:原则/例外关系 逻辑构造 区分实益 立法改进作者易军,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教授(北京 100088)。
中国农村疾病谱的变迁及其解释框架
摘要:20世纪早期至新中国成立初期,农村居民深受传染病和营养不良类疾病的困扰;在一系列干预措施的实施下,农村传染病的发病率自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下降,至今保持在低流行水平;20世纪90年代以来,农村慢性病的患病率快速上升,慢性病已经成为困扰农村居民的主要健康问题。在生命历程的研究视角下,结合医学人类学对生物—社会文化整体性的强调,慢性病可分为过度损耗类慢性病和过量摄取类慢性病。前者主要是社会的经历铭刻在身体之上,以关节炎、椎间盘疾病等为代表的慢性病是早年“苦日子”在人们身体留下的印记;后者则是生计转型之后,物质资源的丰富和身体消耗的减少同时发生,“好日子”的快速到来使得长久遭受饥饿和劳累的身体难以适应,高血压、糖尿病等是这种不适的身体呈现。从根本上说,过量摄取类慢性病看似源自当前“生活的甜蜜”,实则是早年经历的身体再现。厘清社会制度、生计模式、文化心态、身体习性和健康疾病之间的复杂关系,持有对中国农村疾病谱转变及其内在逻辑的清醒认识,有助于农村健康促进政策的合理制定和精准实施。关键词:疾病谱 生命历程 过度损耗 过量摄取 生物—社会文化错位作者余成普,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副教授(广州 510275)。
历史虚无主义阐释观的迷失与阐释的知识图谱重建
摘要:阐释观的迷失导致理论转场的失败。当代历史虚无主义往往以各种丧失知识公共性的阐释形式表现出来,注定无法成为具有普遍性意义的公共文化成果。鉴此,在当代历史书写中务须坚守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以重返阐释的正确历史观为价值诉求,充分整合并吸纳中国传统与西方现代的优秀理论资源,以科学的态度、方法和标准展示史实的真实现场,澄明思想的演进谱系,回归历史的真实性、真理性、知识性,从而在当代历史书写中真正消除历史虚无主义,重建阐释的知识图谱,以历史的至真达成文化的至善。作者张政文,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北京 102488)。
从战国公共理性看《庄子》的思想方法与话语方式
摘要:“辨”是战国诸子普遍运用的思想方法,“辩”是诸子普遍运用的话语方式,二者构成战国公共理性的两大基石。儒、墨、道、法、名诸家不仅实践“辨”与“辩”,亦对二者皆有论述。诸子均重“辨”,对“辩”则态度不一。战国论辩之风的盛行,催生众多侧重辨析的公共议题。《庄子》虽有齐物之论,但辨察物之分际,疑析概念之确定性,亦是其重要方法。书中虽标举“辩不若默”,然而,论辩亦是其常用的话语方式。命名与析理是《庄子》之辨的展开方式。其命名,是在纯思理的世界提出概念,并加以界定。推进式地析分,穷究事物之理,是《庄子》之辨的显著特征。《庄子》对某些公共议题的辨析,其命名与析理方式,拓展并深化了战国公共理性的内涵。《庄子》以长于辨析的话语方式将论辩文的艺术水平提升到新的高度。作者于雪棠,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北京 100875)。
从词的规范体系通观词史演进
摘要:20世纪初以来问世的大量词史专著,基本上将词的演变史依附于朝代的兴替史。这不仅为处理易代之际的词史带来诸多缺憾,而且一定程度上忽视或割裂了词在艺术上的规范体系的整体运行。在已有词史成果的基础上,注重对词的规范体系运行的审视,当为词史研究的应有之义。以词的规范体系的形成,以及形成后被采用、综合与变化为视野,通观自唐至清词的演变历史,则大致经历四个阶段:在孕育中建构,在建构中谱写词的初盛史;在拓展中新变,在新变中谱写词的鼎盛史;在衰蔽中修复,在修复中谱写词的中兴史;在停滞中融汇,在融汇中谱写词的再兴史。将词在不同朝代“世情”、“时序”影响下的兴衰交替与词在规范体系上的兴衰交替相互联系,才能更全面地认识词史演进。作者沈松勤,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杭州 310036)。
简纸更替与中国古代基层统治重心的上移
摘要:简纸更替对中国古代地方的行政管理与权力运作模式产生了重要影响。秦汉时期,由于简册书写不便,更因形体繁重,运输保管不易,以致户籍等各类基础帐簿只能在乡制作,最高呈至县级机构。这些文书所负载的管控民众、征发赋役的基层行政功能,也主要是在国家权力末端的乡一级机构展开。但乡吏介于官、民之间的政治身分以及鱼肉百姓的经济行为,向来为统治者所诟病;皇帝也因朝廷并不掌握赖以稽核的基础帐簿,无法遏制地方上计的严重造假而喟叹。纸张代替简册后,在帝国革除乡政弊端以及强化中央集权体制的内在驱动下,各种基础帐簿上移至县廷制作,基层事务亦随之由县令统揽。简纸更替虽为基层统治重心的上移提供了技术条件,但县廷并不具备直接面对分散个体小农的能力,随着唐后期地方社会结构的变化,新兴的士绅阶层逐渐登上乡村政治舞台,从而开启了后世“皇权不下县”的局面。作者张荣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北京 1008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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