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法学界一直有法学研究要有中国问题意识的强烈呼声，中国式问题的发现和解决已经十分迫切和重要。中国社会科学院主管、法学研究所主办的法律学术刊物《法学研究》作为我国法学研究重要阵地，紧密结合我国法制建设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实践，坚持问题导向，组织刊发了一系列具有重大理论和实践意义的文章，在法学界和社会上引起重大反响。近日，由中国政法大学《政法论坛》主办的“法学研究：如何面对中国问题”学术研讨会在湖北举行，来自全国各地近二十多家重点期刊的主编、编辑们，就这一主题进行了热烈的研究。中国社科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法学研究》副主编张广兴受邀出席并发言。

    “法学研究：如何面对中国问题”学术研讨会由中国政法大学《政法论坛》主办、北京方圆众合教育科技有限公司协办，会议由《政法论坛》副主编陆敏主持。什么是法学研究的中国问题意识？法学界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学者们基于各自理解的法学研究的中国问题意识，有的坚决反对体系化研究，主张“对策法学”研究，有的坚决反对关于各种“主义”的研究，崇尚法学实证研究等等。

中国问题的内涵与外延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法学研究》的张广兴教授认为，要解决中国问题，首先要搞清中国问题到底有哪些？这本身就是一个重大的问题，也是一个很直接的问题，这个可能要整合我们整个学界的力量，找出各领域各学科研究中遇到的问题，才能回应如何解决中国特有的问题。

    北京大学法学院徐爱国教授认为，“横向来说，法律与社会不协调，外来法律与本土社会有冲突；纵向来说，中国社会在变化，旧法律解决不了社会问题，就有了中国问题。有的学者喜欢把西方模式当做工具，胡乱地解读中国法律与中国法学，这种解读存在于中国法学各个专业，只是程度不同而已。”在他看来，这是不可取的。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家》杂志编辑付立庆主张，要创新，先继承。只有以一种平和的、开放的心态进行比较观察，才会真正领悟对方的魅力所在，也才能真正达到通过比较取长补短进而丰富、完善自身的目标，现在中国刑事法律的比较与交流的实践主要可能还是应以学习为主。

    来自福建警察学院的谢天长谈到，警察这个群体很大，在我们公务员队伍中，县级警察要占到整体公务员体系的百分之四十左右，警察权的行使、警察治理结构、警察执法应该怎么得到理论上的指引，法学研究应给予更多的关注。

    众合教育董事长邹建章的观点是，总体来讲，以大陆法系为主体，适应司法需求的教义（解释）法学，是目前我国法学研究的主流范式。问题在于法学不仅要回应司法的需要，还要回应社会和时代的需要。从大处着眼，从小处入手，探入到社会深处，发现中国的问题，进而解释和解决中国的问题，也许是当前我国法学在波澜壮阔的社会变革时代，有所作为，有所突破，有所贡献的必由之路。

    中央民族大学法学院院长张泽涛教授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说，西部特别是民族地区，法学的实施现状，法学人才的配置状况，以及法学教育和法学研究，资源严重地匮乏，举个例子，在西部还有一百四十多个县或者县级市没有一个通过司法考试。而内地这个比例应该是很高的，这就会导致这些地方的法律人才很少。中国法学更多的是要接地气，要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

法学期刊要倡导扎实的风格

    《中国法学》杂志社李小明特别指出，目前很多法学学术论文出现了一种值得注意的现象：将范式等同于公式，熟练的运用某种范式之后，拿它来套在任何问题上，屡试不爽，从而产生大量的所谓“成果”，只要掌握了自己在比较狭窄的专业领域中的一些文献，掌握了一定的研究方法，照着这种范式去写，无论什么问题，都像公式一般的把它塞进去，用一种固定的套路，很快就能包装出一批像模像样的论文来，就能够迅速成为知名的专家、重要的学者。但这样的论文真的有意义吗？这些年来，学术论文的数量在大幅增长，但每篇的质量并不是能够令人满意的，学术研究机构变成了论文加工厂，学者变成了制作论文的工具，有些论文的语言非常华丽，写得也十分漂亮，内容上却华而不实，理论工具也用了不少，素材也很丰满，但提不出有穿透力的思想，揭示不了真问题。李小明主张，法学期刊和学者都应该倡导一种扎实、踏实的研究风格，合理运用研究范式，揭示、倾诉现实的问题，这样的研究成果才能满足中国社会现实的需要，从而影响到国家立法、司法的过程。

    武汉大学《法学评论》徐亚文谈到一个现象，那就是我们目前的法学期刊文章中间出现的成果焦虑，中国的法学期刊面对的中国问题就是成果焦虑怎么转换成思想焦虑？这意味着作者不仅要关心文章是否发表，还要关心能不能引领我们的法律实务、法学教育、法学制度的改革。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商研究》副主编温世扬认为，法学源自西方，西方范式是法学研究的传统范式，我们不能轻言摒弃，重要的是解决中国问题，也就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进程中的立法、执法、司法理论与实践问题，法学期刊作为展示法学研究成果的重要平台，应有所作为。

    中国政法大学《政法论坛》主编王人博教授发言时表示，自己作为一个法学期刊的编辑，同时也作为研究者，经常与论文稿件打交道没有困惑是假的。最大的困惑就是：什么是法学研究的学术范式？一篇好的学术论文的标准是什么？研究问题肯定涉及范式与框架的问题，但其运用应针对问题，而不是把问题装进一个既定的框架或范式里就了事的。我们的法学研究缺少一个能提出问题并能切实解决问题的适当范式。现在的中国法学研究的确存在一个固定的套路：文章一上来便运用某个西方学者的理论范式，然后再把“中国问题”装进去。问题也出在这里：无论运用西方哪位学者的范式，都无法做到范式与问题完全契合，又必须对这个运用中范式进行人为的修正。这种修正本身正说明了这个范式的失效性。

    王人博教授提出，可能有两点值得思考：中国的法学研究不能只盯着发达国家的法学理论，也应关注像印度这样的发展中国家的研究，因为现代化的水平相当，相互借鉴的地方会更多些。比如，印度的“庶民研究小组”对城市贫民的研究就突破了西方学者惯用的“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分析框架，而从问题出发提出自己的研究范式；如果目前我们还不能形成自己的研究范式，那就应该首先打破固有的范式，自觉地拒绝体系化，做到就事论事就可以了。他说，最后，借用印度学者查特吉的一句话来结束这个问题：“就印度而言，落后既是进步的障碍也是我们自己的自身。”

    中国法学研究首要的问题就是正视我们自己的自身。

    内容根据法制日报（2015年5月20日）等综合整理

转载于中国法学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