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杰

（华中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

摘要  农地信托实践中面临着农地信托的设立有失规范、受托人的权利与义务不甚明晰、农户的权益缺乏有效保障机制等困惑。在“三权分置”视阈下，农地信托的信托财产应为土地经营权。设立农地信托应由农户与受托人签订信托合同，受托人将该信托合同向当地县级国土资源管理部门备案即可，不必办理信托登记。受托人在信托期间享有占有和自主经营农户承包地的权利，但不应享有将土地经营权转让给他人或以土地经营权设定抵押的权利。农地信托受托人履行义务有其特殊性，应对分别管理义务、亲自管理义务规则加以适当调整，并对谨慎管理义务规则进行细化。农地信托应设置信托监察人制度、受益人大会制度和惩罚性赔偿制度，以对农户的权益予以特别保护。

关键词  “三权分置”  农地信托  土地经营权  信托法

凌维慈

（华东师范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摘要  我国住房政策的制定中凸显出政策裁量与法律控制的矛盾。一方面，住房政策涉及公民的住房保障权和市场中开发商、物权人、消费者等各方的权利义务，需要受到法律控制；另一方面，住房政策还承担社会政策和宏观调控任务，需要充分的政策裁量。传统的合法性控制理论无法充分回应住房政策的法律控制问题。因此，有必要根据住房政策承担的不同行政任务，分别探索不同的法律控制方式。当住房政策承担给付行政任务时，社会性规制应获得法律授权，并缓和适用比例原则；行政给付方式无需严格的法律保留，但应通过预算约束、行政内部监督以及基本权利的约束确保其分配的公正。当住房政策兼负宏观调控任务时，应当根据政策的法律后果采取不同的控制方式，减少补贴政策的运用。

关键词  住房政策  社会性规制  给付行政  宏观调控  法律控制

金善明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摘要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自颁布实施以来在打击垄断、维护竞争方面着实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因经济形势变化、简约型立法思维以及法律解释机制局限性等原因使得《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文本在实践中时常呈现出规范供给不足的结构性缺陷，无法有效满足垄断规制的规范诉求。通过对我国反垄断实践进行总结和梳理发现，《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文本存在着诸如语辞表达过于原则、逻辑结构不周延以及规范回应性不足等结构性问题，难以凭借法律解释机制予以弥补或解决，因而适时启动《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修订工作不仅必要而且十分紧迫。修法应当强化竞争政策在我国经济治理中的基础性地位，但不宜无限放大反垄断法的功能与边界，而应维护其纯粹性，尊重立法宗旨并优化相应的制度安排。因此，理顺逻辑、弥补缺陷、消减错位条款等具体举措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文本优化的路径选择，这不仅有利于消弭文本规范的结构性缺陷，而且能够有效回应我国垄断规制的制度需求，从而使得《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文本更好地适应垄断规制需求、促进经济治理效益最优化。

关键词  反垄断法  文本规范  垄断规制  竞争秩序

杨  洪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法治发展与司法改革研究中心研究员）

摘要  税收的不确定性既增加了经济决策的难度和风险，也破坏了一国营商环境，且不利于公平高效的国际税收新秩序的形成。从税收立法的视角来看，税收不确定性的成因是多方面的，包括税收政策的不确定性、税法中溯及既往现象的存在、税法条款表述过于复杂、税法中的某些规则过于抽象和税法的一般避税规则同对应的具体反避税规则存在冲突，以及临时性条款的存在，等等。从税收立法的视角观之，税收不确定性的法律应对措施包括：提高税法的立法质量、降低税法的复杂程度、设置“祖父条款”、协调一般反避税规则和对应的具体反避税规则等。这些应对举措，充分体现了我国税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本要求。

关键词  税收不确定性  溯及既往  反避税条款

刘梦祺

（西南政法大学民商法学院讲师）

摘要  PPP模式本质上是商事行为，应基于商事思维来考察各主体的权利义务关系，协调政府角色在商事主体与监管主体间的冲突。在主体与行为这两种政府角色冲突的协调路径中，应当回归到行为路径，并以此为基础实现两个转变。一是基于合同机制将PPP模式中政府监督职权进行转化，利用公法与私法的区分实现PPP模式中政府两种角色冲突从显性化到隐形化的转变，以减低对抗性；二是利用监督清单公告招标文件、民间自提等机制，引入涵摄性条款、监督权行使程序条款、政府支持责任条款，将基于公共利益维护而可能存在的隐形理念冲突转化为合同内容，通过合同限制政府监督的随意性。

关键词  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  政府角色冲突  商事思维  合同条款

王禄生

（东南大学法学院研究员、

东南大学人民法院司法大数据研究基地研究人员）

摘要  与传统司法信息化相比，司法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呈现出数据前置性、算法依赖性、自我适应性与领域限定性的技术特征以及范围全面性、功能根本性、地位关键性与态度开放性的时代特征。上述特征与司法场景特性的融合交叠可能诱发司法固有属性被消解、法官主体地位被削弱、司法改革目标被替代和司法改革结果失控等风险。为了有效防范风险，在司法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中必须遵循以保障司法固有属性为终极目标、以强化法官主体地位为根本出发点、以工具主义为功能定位、以比例原则推动审慎创新的伦理规范。

关键词  司法改革  大数据  人工智能  技术伦理

韩  轶

（中央民族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摘要  疑罪作为刑事司法实践中存在的客观现象，具有差异性和多样性的内涵，这决定了疑罪在不同的视阈下存在多元价值。在罪与非罪之疑中蕴藏着未来我国构建辩诉交易制度的事实基础，在此罪与彼罪之疑中存在着从定罪情节向量刑情节转化的可能，在量刑情节之疑中则存在适用“疑罪从轻”原则的空间。有必要反思传统的因坚持“疑罪从无”原则而全盘否定疑罪价值多元化的观念，正视并充分挖掘疑罪的多元价值。

关键词  疑罪  疑罪从无  疑罪从轻  疑罪价值多元化

王强军

（南开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摘要  从“打黑除恶”到“扫黑除恶”，“恶势力”一直伴随和对应着“黑社会性质组织”，亦即在“黑社会性质组织”之外存在另外一种形式的组织——“恶势力”。但是，我国当下的立法和司法解释并没有全面系统地界定“恶势力”的含义，“恶势力”与“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界限并不明确。对“恶势力”犯罪的认定和惩罚只注重对其实施的犯罪行为的描述和打击，并没有触及组织、领导和参加“恶势力”行为本身。如此处理“恶势力”犯罪既可能导致将原本属于“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犯罪认定为“恶势力”犯罪，也有可能将原本属于“恶势力”犯罪认定为“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应当合理界定“恶势力”的含义，从“恶”“势”“力”“组织”4个方面明确“恶势力”的认定标准，在司法上严格区分“恶势力”与“黑社会性质组织”，既要避免将“恶势力”升格为“黑社会性质组织”，又要避免将“黑社会性质组织”降格为“恶势力”。

关键词  扫黑除恶  黑社会性质组织  恶势力  有组织犯罪

梁上上

（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摘要  随着证券市场并购案件的不断增多，违规增持行为愈演愈烈。大额持股信息披露规则已面临严重的生存危机，但该规则内含的制度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相符，需要坚守。虽然刑事责任与行政责任对防止违规增持各自发挥了一定作用，但成效极为有限。摆脱危机的根本路径在于针对违规增持行为构建合适的私法救济体系。违规增持合同是有效的，其交易结果不得改变，违规增持者可以获得股票所有权。但是，违规增持是违反证券法规定的复合型信息错误行为，不能只责令补充披露相关信息，还需以“恢复原状”来阻止“暗渡陈仓”。沿着“责令限期转让”向“判决限期转让”转变的逻辑路径，法院可以判决其限期抛售违法所持有的股份，令其吐出违法收益并应归公司所有。在改正完成前，违规增持者不得行使该股票的表决权。

关键词   违规增持  信息披露  利益衡量  限期转让  吐出规则  表决权限制